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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很多人知道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军中国东北，横扫日军几十万关东军的事情。其实，苏联对于中国抗战的援助可以追溯到九一八事变之后，发动江桥抗战、打响中国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和东北抗联在失败后都退入苏联。苏联政府不顾日本抗议，对他们予以照顾安排。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又从道义、人员、物质上给予了中国巨大的支持。
苏联援助中国的抗战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进行的。20世纪30年代，国际法西斯势力不断膨胀，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战争策源地逐渐形成，这对苏联从东西两线同时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援助中国抗日以牵制日本，准备全力对付更加危险的德国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是苏联比较明智的选择。
在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前，政府已与苏联秘密接触。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请求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居中调停，但美国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不但没帮中国，而且还卖给日本战争物资。此时苏联出于战略的考虑，迅速于1937年8月21日与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是中苏关系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以后苏联从人员到军事、物质援助中国奠定了基础，还阻止了日本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的阴谋，打击了日本称霸远东的企图。
在9月份召开的国联大会上，西方各国虽在口头上谴责轰炸和平城市的暴行，但又不对日本指名道姓。而苏联代表则态度鲜明地指责日本侵略者，促使国联远东问题咨询委员会通过了谴责日本空军轰炸中国不设防城市和残害平民罪行的决议录。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讨论中日冲突的专题国际会议上，苏联代表支持中国立场，并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日实行制裁。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18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谴责西方大国采取所谓“不干涉”和“中立”立场，起到了纵容日本法西斯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恶劣作用。
苏联这种政治、外交和道义上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是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于扩大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提高中国的抗战地位，打击孤立日本，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军事顾问团离开中国后，蒋介石请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来华援助抗日，苏联政府欣然接受并迅速行动。1937年底，苏联派德拉特文任驻华使馆武官，并兼任中国军事总顾问。之后依次为切列帕诺夫（1938年7月至1939年秋）、卡恰诺夫（1939年9月至1941年初）、崔可夫（1941年初至1942年2月）。
苏联军事顾问体制是1938年建立的，并很快发展成为一个覆盖各战区、各兵种的门类齐全、阵营强大的体制。总顾问隶属最高统帅部，下设各顾问机构。据苏方资料记载，苏联援华期间，援华的军事顾问达300多人。再加上专家、技术人员，人数超过3000多人。
苏联的军事顾问都是苏军中比较优秀的指挥官，具有较高的军事理论素养和丰富的作战经验。苏联军事顾问的主要工作分为两项：训练国民政府军队和参与重大战役作战计划的制定。
抗战初期经过几次惨烈的大会战，军队低层军官和各兵种技术骨干伤亡严重。因此补充、训练低级军官和各兵种技术骨干就成为恢复军队战斗力的首要任务。苏联顾问根据实战需要，采取分层次分兵种的训练方法，力争在短期内提高军队的素质。在空军、炮兵与坦克兵等技术兵种中，苏联顾问与教官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经苏联顾问与教官培训的中国军校学员约有9万人。
苏联的军事顾问还参与了中国正面战场多个重大战役作战方案的制定，比如在1938年的武汉会战中，切列帕诺夫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积极的防御计划。1941年的宜昌战役，崔可夫用了三周时间深入前线作实地考察，最后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商定了作战计划，并上报蒋介石。1941年9月的第二次长沙战役，苏联顾问又制定了完备的作战方案。但蒋介石经常不接受或只部分接受苏联顾问的作战计划，而完全采取被动挨打的防御作战方法，导致许多战役失利。在第二次长沙会战时，蒋介石吸取教训，完全采取了苏联顾问的作战计划，使日军遭受重创，被迫北撤，暂时放弃南进企图。
除此之外，苏联顾问崔可夫还帮助国共和平解决了皖南事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破裂，保证了中国战场的相对稳定，也打击了日本希望国共内战的企图。
淞沪会战之后，中国空军几近全军覆没，中国政府紧急向苏联政府求援。苏联政府迅速从空军中调拨出飞机交中国使用。由于中国缺乏飞行员，所以苏联飞行员作为苏联志愿航空队随同飞机一块来华。1937年10月22日，第一批援华空军和飞机飞抵中国，包括一个歼击机大队和一个轰炸机大队，254名飞行员及工作人员。从1937年到1942年初，苏联共派遣来华的空军人员2500多名，飞机1280多架。来华的飞行员、地面服务工程技术人员全部加起来有5000多人。他们在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培训中国飞行员、重组中国空军和直接参加对日空战。
被苏联派到中国的志愿飞行员不但是富有经验的飞行员，而且多是员，军事和政治素养非常高。在他们的帮助下，中国空军迅速组建，到1938年初，中国新组建的三个飞行大队中有两个飞行大队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他们还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中国飞行员，比如著名的战斗英雄飞行员高志航就是这一时期培训出来的。据统计，到1939年夏天，经苏联飞行员训练出的中国飞行员已有1045人。领航员81人，射手兼无线人，可以说，正是在苏联空军帮助下，中国空军得以重建，并在以后对日作战中立下不朽功勋。
苏联飞行员到中国后，在紧急情况下直接驾机参加对日作战。先后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南昌保卫战、武汉保卫战、轰炸台北日军松山机场战斗、兰州保卫战、收复昆仑关战役、桂南战役及轰炸杭州、武汉敌人机场的作战。据统计，苏联志愿航空大队共参加了25次战役，与年轻的中国空军一起击落炸毁日机1049架，舰船100多艘，有235名苏联飞行员为中国抗战献出了生命。
在中国抗战期间，苏联援华军火的绝大部分是利用苏联对华信用借款支付的。苏联对华信用借款共有三笔。第一笔大约相当于5千万美元的军火于1938年1月商定，借款自1937年10月31日算起，年息3%，五年偿还。中国可以用茶叶、桐油、药材、羊毛、丝、棉花、锑、锡、锌、钨、铜等偿还；第二笔贷款仍为5000万美元，于1938年7月1日商定，条件同第一批；第三笔贷款为1.5亿美元，于1939年6月13日商定，条件也同前两批贷款（第三批贷款合同由于苏德战争爆发未能完全履行，中国大约拿到0.73亿美元）。
三笔贷款中国实际利用超过1.73亿美元，先后从苏联购买军火武器包括：飞机1235架、坦克82辆、修理厂600间、汽车拖车等1550辆、各类大炮1600门、机枪14000挺、机枪子弹2.1亿发。航空弹31600发、炮弹200万发、步枪子弹1.8亿发。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给中国提供贷款的合同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的，甚至是先给军火后商定款项，而且明确规定贷款可以购买武器和军用物资，毫不顾忌日本感受，不像当时英、美贷款还严苛规定不许用于购买作战武器。苏联贷款条件也很优惠，年息仅3%，且可以用农副产品、矿产品偿还。这些贷款中还包括运输费、管理费等，甚至包括苏联军事顾问专家等人的工资。而西方的贷款，即便是中、美、英、法结成同盟后的贷款利息也均高于4%，甚至超过6%，且只能用中国锡、锑、钨等稀有战略原料偿还。而这些原料也是中国所缺少和必须的。苏联供给中国的武器不但是苏联最好、最先进的武器，而且是低于世界市场20%的优惠价格，这足见苏联援华之线月，孙科曾对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谈到，他最近从莫斯科争取到1.6亿卢布的贷款，而这些贷款在国际价格上实际是4亿卢布，因为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
为了给中国源源不断地运送抗战急需的军事物资，苏联还动用了大批人力物力，仅1937年10月至1939年2月间，在苏联境内为中国转运军事物资的铁路货车累计达3640列以上，汽车累计5260辆以上，汽车总行程达1850万公里，运送人员达4000多人。
1941年4月，苏、日签订《中立条约》，苏联对中国援助大大减少，至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援华基本停止，大批飞行员、军事专家回国。到1942年，苏联最后一个军事顾问崔可夫奉命回国，苏联对华援助告一段落。
当然，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苏联对我们的帮助，在中国30多个城市修建有苏联红军50多座纪念碑、塔，50多个城市修建有苏联红军墓等，这深切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苏联给予我们帮助的铭记和感谢。